《白鹿原》的硬伤

原标题:《白鹿原》的硬伤

《白鹿原》是陈忠实先生根据民间传说与县志类资料创作的,最忠实的再现了变革时代的农村与农民生活,这是别人没有做过的,也是了不起的。但从小说来说,《白鹿原》中的女人大都不太真实。尽管陈先生也知道,“只有真实的效果才能建立起读者的基本信任”,也说过“细节的个性化和细节的真实性是我一直专注不移的追求”,但在塑造女性形象方面,既缺乏足够的生活体验,也不太了解真实的女人。

如田小娥,就是《白鹿原》中形象最为失真的女性人物。她是在第9章初现:勾引黑娃……被她爸送给了黑娃。然后又在第15章中再现,此时已是当过农会妇女代表、出头露面,成为上台面的角色了。从此开始,直到第18章死亡前,她先后和两个男主角发生感情,快乐幸福过也痛苦过。从她在小说中的历程可以看到,她初到白鹿原便被认定是“灾星”,“不是家里养的东西”。族长训斥黑娃:“……这女人你要招祸”。黑娃说:“我一丟开她,她肯定没活路了”。但最后,还是把她丟开,而不是带上她进山里寻活路。对此,他爸也没有一点同情心:“这号女人死了倒干净”——最后还真是把她杀了!这些都是作者设计的,仅是为一个迷信背书。就如同《废都》中那个被定义为“白虎”的女人,都被认为是祸水!这是传统社会缺乏同情心之必然,也是旧中国之残忍。但她不是“情节发展的原动力”,而是虚构的调味剂。

西安图书馆有本67。4万字的《白鹿原》评论选,几乎所有专家教授都把作者的设计当真实来评论,没有一句批评。有学者说,田小娥是因家境贫穷而为妾——这是连小说也没认真看过的那类,可这样的评论却是主流。2013年3月,《文化艺术报》与陕西妇联共同征文评“田小娥之命运”,入选文章也都说她为妾是跳进火坑,是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压迫……但历史实际并非如此。如陈独秀在论东西方文化差异时说过:“ 什么先天的形式,什么良心,什么直觉,什么自由意志,一概都是生活状况不同的各时代、各民族之社会的暗示所铸而成:一个人生在印度婆罗门家自然不愿杀人,他若生在非州部落家自然以多杀为无上荣誉。一个女子生在中国阀阅之家自然以贞节为她的义务,她若生在意大利会以多获面首夸其群。……欧美妇女每当稠人广众吻其所亲,而以为人妾为奇耻大辱,中国妇人每以得为贵人之妾为荣幸,而当众接吻,虽始娼妓亦羞为之。(1922)”。

在那个时代,田小娥为大财东做妾是能让她爸脸上有光的事。陈忠实笔下的郭举人是个有爱心也善良的人,那怎么是火坑?她没有不快乐,她提出私奔,是作者的主意,仅为了那个迷信!另外,作者让田秀才把女儿和足够买地的几十块银元,给了初次见面且自己并不了解的黑娃,这也极不合情理。因为只有在黑娃老实交待之后,田秀才被感动了才有这个可能……况且这些钱足够小娥生活5到10年(根据1930年《中国土地问题》中的数据计算)。黑娃拿钱后,仅用五块银元置了个破窑洞,然后外出打工,其余的则再没有下落,可能是作者忘了交代。

再说真实性。50年前,我认识一个和当年黑娃相似的长者。他比财东家的女儿大好几岁,也是私通了,他是以上门的方式成全了一个爱情故事。在小说中,田小娥没有兄弟姐妹?黑娃比她小,她家又缺劳力。如果黑娃上门,也会是爱情佳话。自古婚姻关系就是利益关系,田秀才不会那么没有心眼,所以,作者的设计,违背了那个时代的正常的生活逻辑。

pk10官网1934年8月的《新社会科学季刊》有论文《中国多妻制起源》,说民国以来娶妾成风,仅对广州某区的学生调查,有妾之家竞占了一半!我有个朋友家有两个妈,他爸是工人,他是妾生的。那时妾是最主要的家务劳动者,是婚姻关系中的最大红利。

在《白鹿原》中,作者让郭举人对黑娃说:“我不会怪你,只怪她肉臭……”。他是武举人,这样说话不合情理,也很虚伪。嫉妒是动物本能。他深知那女人让他欲火焚身,10天一回不够。结果,他“等着再来一次”被大女人禁止,这也不合理。合理的可能应该是:赶走黑娃、封锁消息,不是立刻就告诉侄子,以此要求大女人分出更多机会给妾,让他充分享受也满足妾之欲望。如此才是利益最大化,他会比田秀才更精明。因此他休了田小娥收不回彩礼,是赔本生意。

《白鹿原》以蓝田为外景。《蓝田县志》说,那时人多地少,地贵。婚姻先问家有多少田地。黑娃家无地,必然找老婆难。他是独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这个“大”之下,家丑不外扬,亲亲相隐。再说田小娥又是个漂亮且能干的女人,当爸的应该偷着乐!怎么能把这个非常孝顺,看到他太累“竟哭了”的好孩子赶出家门呢?黑娃他妈和小娥她妈在这类场合都不出声,更不合理,没有人情真性。一个知道心痛父母的好孩子,也竟然从此不想家了,不合情理不真实。现实主义是要能还原生活的,只有情节合理才能细节真实。

《蓝田县志》说,“乡约”是“三年一易”的保证书,是以周礼为基础的民法规则,不是道德条例。在《白鹿原》中,田小娥被迫与“乡约”私通并尿在“乡约”脸上,不符合当时的实情,如县志说那时乡村有“羊头会”(亦名防偷会)之类组织,“以弭盗风”,在为几只花碗就可以进行交易的风气下,对非要田小娥施行惩罚便不合情理。

此外, 当时的县志说,“妇女尽心纺织”,织“声比邻不绝”,“婚娅中以不能自织为耻”。这些现实场景在小说中都没有,在作者笔下,田小娥是个与环境隔离了的人,智力退化到居然半夜里听不出外面的男人不是情人。

pk10官网有文学教授说,《白鹿原》是存在主义,我想起1984(或85)年有过批判存在主义文学的运动。被批判的小说人物是“杨月月”,她的故事和《白鹿原》女人相比,是太真实了。而《白鹿原》女人和托尔斯泰的安娜相比,离真正的现实主义还有一段距离。不过, 《白鹿原》的不足是环境决定的,不是作者努力不够 。

(注:本文作者郭志刚先生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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