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二时辰》:安史之乱不为人知的一面

▲唐明皇与安禄山(电影《妖猫传》)

近年,我尝试从不同于以往的角度,来重新检讨以粟特人、土耳其人、粟特系土耳其人为主角的八世纪的康待宾、康愿子之乱、安史之乱、仆固怀恩之乱、八到九世纪的河朔三镇动向、以及进入十世纪之后五代的沙陀系王朝与辽(契丹)帝国的成立等一连串的动向,着眼于担纲起这些事件的中央欧亚势力,提倡给予安史之乱有别于过去的正面评价

中央欧亚势力指的是由出身于中央欧亚的蒙古人种阿尔泰系(主要是土耳其系,也包含奚、契丹等的蒙古系)骑马游牧民或高加索人种伊朗系的粟特人以及其混血所构成的游牧的、军事的、商业的集团。

还有,甚至是关于助唐朝一臂之力“消灭”安史之乱的土耳其系回鹘(回纥),我也主张应该有不同的评价。换言之,辽国作为中央欧亚型国家的典型(即所谓的“征服王朝”),它的雏型可回溯到我个人曾经提倡的渤海加上安史之乱的势力,甚至是回鹘帝国的势力这三者,而且这个趋势是欧亚大陆整体历史的必然潮流(长期波动)。我提出这样的想法,说明如下。

03 登场时机过早的“征服王朝”

与生产力、购买力并列,牵动历史走向的一大契机是军事力。西元前一千年初,在中央欧亚的干燥大草原地带上,擅长骑马的游牧民集团登场,成为拥有地表最强的骑马军团之后,他们的动向自然就成了牵动世界的原动力。

▲敦煌壁画中的回鹘王族

诚如在第一章叙述的时代区分,我的世界史的时代区分里面有④游牧骑马民族的登场和⑤中央欧亚型国家的优势时代。尤其是作为欧亚大陆史的一大转换期,值得注目的是⑤开始的十世纪前后的时代。

一进入这个时代,欧亚大陆从东向西,依序有辽(契丹)国、沙陀系王朝(五代里面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王朝)、西夏王国、甘州回鹘汗国、西回鹘汗国(又称高昌回鹘)、喀喇汗国、伽色尼王朝、塞尔柱王朝、可萨汗国等,一字排开都是同样类型的中央欧亚型国家。

意即在十世纪以前登场的④游牧骑马民族,经过长远的时间,游牧民势力不论成功或失败,反复不断地掠夺、征服富庶的农耕定居地带,或者是与其居民进行协调、融合、同化,到了十世纪左右,终于建构出一套关于组织的关键知识,以少数人口稳定统治拥有庞大人口的农耕民、都市民的地区。

这些关键知识囊括了军事支配制度、税制、人才录用制度、商业和情报网络、导入文字系统、文书行政、都市建设等,而支撑这些的最大基盘是游牧民集团的军事力以及透过丝路贸易累积的财富。

▲十世纪前后的中央欧亚型国家分布图

然而,光是这样的话,要维持一个更加稳定坚固的“征服王朝”是不够的,可能短暂地就结束了对中国的支配。因此有必要建构出一些错综复杂的要素组成的“体系”,想当然耳,其根基就是立在文字文化(文字普及以及使用文字的文书行政)上。

虽然人口少的“北方”游牧民势力仍然立足于过去以来的根据地——草原,可是一次出现多个支配“南方”都市或农耕地带的中央欧亚型国家,这绝非偶然。“北方”势力经过久远的历史淬炼,不光是靠武力,也建构出一套透过文书行政直接、间接地支配“南方”的体系。

因此,欧亚大陆整体几乎在同个时期出现同样的现象,这里可以看出历史的必然性。包括安史之乱的势力在内,切勿忘记甚至连镇压安史之乱的唐朝军队,其核心也同样属于中央欧亚势力的骑马军团。

▲李思训《明皇幸蜀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若是站在这样的观点,安史之乱的“乱”,这个标签所象征的仅仅是中国史方面的负面评价,从欧亚大陆史方面来看,应该给予积极的正面评价

这是因为安史之乱可以说是连带影响了在十世纪前后发生、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走向,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走在时代尖端的现象。

中国学者荣新江也已经指出,安史之乱的发动并且得以维持的背景,是基于游牧民的军事力与丝路贸易带来的经济力。也就是说,安史势力应该充分具备了成为征服王朝的条件,只是最终无法获得回鹘的支援,导致在军事上出现破绽。

如果安史之乱成功的话,那就是成为安史王朝吧,但是很遗憾地在八世纪足以实现统治大梦的基盘尚未充分整备。所以,或许可以说安史之乱是“登场时机过早的征服王朝”。

摘自:[日]森安孝夫《丝路、游牧民与唐帝国:从中央欧亚出发,骑马游牧民眼中的拓跋国家》,张雅婷译,台北:八旗文化,2018年,第340-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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